张联先生主编的《中国乡村诗选编》，为诗歌研究者研究中国当代乡村诗提供了一份非常翔实而有史料价值的诗歌选本，不敢说很全面，但其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乡村诗选编》第一二卷是一个50年的中国乡村诗选本，分上下卷二册，合计1144页，于2018年8月，由澳门中国艺文出版社出版。《中国乡村诗选编》第三卷是2019年卷，合计687页，于2020年3月，也是由澳门中国艺文出版社出版。目前，张联先生正在征稿主编《中国乡村诗选编》2020年卷。由此可见，这个《中国乡村诗选编》是一个系列年选，值得期待。

       实际上，一部《中国乡村诗选编》就是一部精神的还乡史。当读这部诗选时，我们每个人就是精神还乡史的回眸。《中国乡村诗选编》前三卷卷帙浩繁，近2000页，笔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只好抽样分析，挂一漏万也就在所难免，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前三卷抽样编选特色

       古今中外不乏诗歌选本。有的选当代诗人的诗，有的选前代诗人的诗，还有的选历代诗人的诗，甚至选外国诗人的诗。不管哪一种，编选者都有自己的编选标准和目的，呈现的是“这一个”的特色。既然是选本，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把所有人的诗都选到，可能手边掌握的资料不全，也可能不符合编选标准和目的，以致后人看到的选本难免有缺憾和遗漏，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谈他的编选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么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宋诗选注》，钱钟书著，198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5页）可见钱先生的编选是很严谨的，也是很学术的，有他一套独到的严苛标准和行家洞见。正因为此，《宋诗选注》成为很重要的也很权威的宋诗选本。当代诗歌许多选本很难做到这一点，大多是同仁选本、人情选本和私货选本，就谈不上持久的影响力了，更谈不上权威性了，给人感觉更像是玩票的，不是学术的。同时，钱先生也谈到编选的苦衷：“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有时心肠软了，有时眼睛花了，以至违背这些标准，一定犯了或缺或滥的错误。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我们希望对大诗人能够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同上，第25-26页）这里，他谈到了对待“小家”和“大家”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也是他的由衷之言和选本的客观事实。既然大选家都有这样的苦恼，就不必说我们一般的选家了，自然会犯“或缺或滥的错误”。尽管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乡村诗选编》还是做到了“不厚名家，不薄新人”，而且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编选特色。

       第一、一二卷时间跨度大，收录诗人多，且以诗人笔名首字母编排。时间跨度长达50年，从1968年至2018年，体现了一定的难度，却能弥补当前某些中国乡村诗选本的一些缺陷。诗歌部分是重头戏，按诗人笔名首字母排列：A8位，B9位，C19位，D14位，F4位，G8位，H35位，J14位，K3位，L52位，M21位，N7位，P8位，Q8位，R2位，S27位，T7位，W25位，X23位，Y42位，Z45位，共381位诗人。多的选了几十首，少的一首，还兼顾到台湾诗人，如余光中、郑愁予等著名诗人。

       第二、一二卷目录前面配有诗人彩色影像。可能入选诗人影像不全，或许所选诗人未提供。这份影像资料很有价值，也很珍贵，能让读者把诗与人结合起来，选诗中的绝大多数诗人不再是抽象的想象的模糊形象。这是很多选本所没有的，尤其古代的选本，读者要想瞻仰一下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看到的画像，大多是画家阅读其作品而想象出来的他心目中的“这一个”，至于是否与本人吻合就不得而知了。当然，现在技术先进了，保存诗人影像并不难了，但舍得花大量篇幅保存诗人彩色影像的选本却并不多见。

       第三、一二卷评论部分要么对乡村诗理论探源，这种理论探源还是有深度的，也是有价值的；要么对个人的乡村诗进行分析评论，对乡村诗的欣赏与写作有极好的示范作用。评论部分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8篇，却是对前面的诗歌作了一个必要的补充而相得益彰。

      《中国乡村诗选编》一二卷出版后，反响还不错，入选2018年中国诗歌十大新闻和2018年中国诗歌诗集诗选重磅，算是得到诗歌界的认可。或许正因为此，坚定了主编先生继续编乡村诗年选的信心和决心吧，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第三卷乡村诗2019年选。

       第四、三卷是年度选，收录诗人也多，却按省市地区和国外编排，并且没有了诗人影像和评论。这又迥异于一二卷，成为2019年度乡村诗选。福建卷13位，四川卷23位，广西卷2位，甘肃卷27位，湖北卷20位，河南卷11位，宁夏卷30位，江苏卷24位，山东卷14位，广东卷10位，安徽卷23位，浙江卷12位，青海卷3位，新疆卷5位，陕西卷5位，吉林卷6位，湖南卷7位，辽宁卷2位，河北卷8位，内蒙卷5位，云南卷8位，黑龙江卷4位，北京卷10位，上海卷2位，天津卷2位，重庆卷6位，美国卷2位，台湾卷1位，其他卷6位，共291位诗人。

二、前三卷抽样诗歌特色

       张联先生主编的《中国乡村诗选编》前三卷里的这些乡村诗，大多质朴自然，有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和现场感，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在诗人心灵的投影：有血泪，也有挣扎；有喜悦，也有痛苦；有绝望，也有希冀，还有说不出的心酸和无奈。这部书既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的变迁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人”心灵微妙变化的心灵史。这样复杂的况味在诗歌中呈现出应有的特色。

       第一、扎根泥土的原汁原味。哑男《打枣儿》：“我们看到或听到的，只是一些声音在捡拾，在移动。/树上的枣儿一点点减少，恰如一袋一袋的‘满’/正在把九月加厚、垫高。”（《中国乡村诗选编》1968-2018卷，第910页；以后引诗书名皆省略，出版时间和出版社前面已提及，故略）再现了农村打枣的场景，诗人不直接写打枣人，却写声音和动作，以及“树上的枣儿一点点减少”，比较巧妙。“正在把九月加厚、垫高”也巧妙地写出了丰收。张联《那是我在小阳沟的日子》“那是我还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大约九十年代初期吧/年三十的上午要贴对联/我在炉子上熬好了白面浆糊/和往年一样/我和弟弟合作贴着对联/父亲的老屋有七间土坯房/父亲的粮库是一座窑洞/还有羊圈骡棚胶车棚狗窝……”，贴春联在乡村最常见的生活画面，这是铺垫，后文诗人却写出了戏剧性的场面：黄狗偷吃了浆糊，“急眼的父亲”不追打黄狗，却追打“我”，“一下子让节日增加了鲜红的喜气”。点睛之笔却在这里：刚过门的妻子“正在窗棂里鲜艳地笑话着我”，而且还是“鲜艳地”笑话“我”，可谓形神俱现。（所引诗句出自2019卷，第681-682页）江一苇《记礼簿的人》：“在选马沟，有文化的人不多/能够在红白喜事上记礼簿的人，会被特别尊重”，“很多时候，礼簿也是生死簿/一个常年记礼簿的人，总忘不了把自己记在其中”（2019卷，第136页）。这记礼簿的人是农村特有的一种身份人，专为红白喜事写礼，当然自己也要顺一份人情，正如诗中所写“总忘不了把自己记在其中”，礼轻人意重嘛，走动的是一种感情。“礼簿也是生死簿”记录着“选马沟”生命的存在和消逝。吕敏航《正午，几头牛喘着粗气》：“这个季节习惯从鼻孔出气/……夏天了，几头牛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气泡/一个紧跟一个，像顺河而走的灯盏”（2019卷，第144页）；诗人善于抓住细节“喘着粗气”“气泡”，用一个比喻“灯盏”，把牛的形象勾勒出来。楚人张平《给逃掉的土豆一条活路》：“母亲不让我去捡/她说这是天意/给它们一条活路/就像老天会给我们/一条活路”（2019卷，第218页）；这是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充满着老祖宗的智慧，给别人活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因此，我们似乎也明白了我们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息的缘由了。

       第二、城市打拼的望月幻象。到城市打工，离开故土，身心疲惫。楼河《最后一班公交车带我到夜晚的火车站》：“上车时我走了一段长长的/空无的山路。离开了/那座满是洞窟的石头山，然后/要去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去感觉/那里的寒冷和稀薄，去做一个/并不纯粹的人”（2019卷，第108-109页）；“去做一个/并不纯粹的人”，意味深长。生活本身是复杂的，要在“举目无亲的城市”活下去，不知要付出多少血和泪，这样的坦率直白是需要真性情的。郑小琼《祖母》“你把自己安顿在心碎的角落，几十年后/我返回祖居，捡起你碎了的心，它苦涩/孤单，啊，它们仿佛在梦中叩门、行走/叹息、痛苦，在纸上生活，现实主义的雪/将爱情冻伤，你和我，隔着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我们隔着数十年前的冬雪/地主与佃农，失眠的细节经历你稀薄的/人生，我坐在庄园冥想祖母们的爱情”（1968-2018卷，第1092页）；诗人“坐在庄园”缅怀祖母，祖孙却是不同时代的人，“隔着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是两代人的分别。“我们隔着数十年前的冬雪”，这是时光的记忆。女诗人还有《二祖母》《二祖父》，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遥远的过去遥远的乡村，似乎在其中找到温暖与慰藉。然而城市是冷冰冰的，是别人的。谷未黄《月亮也是一个粮仓》：“父亲说，要有光，天就亮了/他翻遍了土地/找到一些苕根子喂我”，写出艰难岁月留给诗人的苦难的记忆。“亲眼见过父亲七天没有进食/他空荡荡的身体/没了，父亲像光一样/埋在很深的夜里/我说，要有光，结果出来的/只有月光”，只有通过“月光”，才能返回有父亲的日子，心灵似乎才有落脚处。（所引诗句出自2019卷，第195页）马洪敏《稻草人》：“你有青草之心/我有明月之意//爱是一个形容词，一个秋天不短/一千年也不算长//离乡而生。当我醉了，你是立体的/乡愁//当我回忆，你是忧伤的/解药”（2019卷，第333页）；诗人以“稻草人”来寄托“离乡而生”的人“立体的/乡愁”，因为它是“忧伤的/解药”。

       第三、扎根城市的精神家园。虽然在城市立足，想扎根，然而城市是别人的，我们依然是城市的异乡人，我们的根依然在梦魂萦绕的乡村。那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董辑《和父亲、儿子同回故乡有感》：“而我之所以要用数码相机/为那些不知名的野花留影/是为了在以后的岁月中，在城市/在钢筋水泥的楼房中/随时遭遇，从未与我分别的童年/我发觉我的努力是徒劳的”（1968-2018卷，第132页）；诗人“要用数码相机/为那些不知名的野花留影”，目的是对乡村童年的怀念，然而诗人发现“我的努力是徒劳的”，童年毕竟远去，乡村远去。诗人还有《2013年12月回故乡，为废弃了的乡村小学而写》《2013年12月回故乡有感》等诗来抒写对故乡之情。东篱《还乡日》：“母亲轻盈地从炕上/挪到了墙上/这一骤然间的悬空/让所有的还乡/都成了奔丧之路”（1968-2018卷，第139页）；这是沉痛的，母亲离诗人而去，“让所有的还乡/都成了奔丧之路”，这或许是很多寄居城市的人共有的一份哀伤吧。花语《故乡，如果我愿意》“撇开虚无，故乡/是祖国的每一个村庄/是宿命的召唤/是大青山、是洪湖、是大雁塔/最后一枚青瓦”（1968-2018卷，第198页）；“故乡”已不再是固定的，是一个泛故乡，“是大青山、是洪湖、是大雁塔/最后一枚青瓦”。“最后一枚青瓦”却有深深的怀古之幽情。花语在《拼凑的故乡》最后一节：“我为此拼凑了一场盛大的吊唁/把灵魂留在长安，让肉体四处碰撞/我的马儿一匹叫放逐，一匹叫流浪/在拼凑的故乡，我依然有温暖的艳阳/和隐忍的忧伤”（1968-2018卷，第198页）；诗人在“放逐”和“流浪”中，“在拼凑的故乡”，“依然有温暖的艳阳/和隐忍的忧伤”，这是“温暖的”，也是深沉的。张德明《清明》“终有一天，我们也是远行人/带走满眼泪水，带不走一世情仇/年年清明，雨水，雾霭/我们祭奠亲人，也将自己怀念”（1968-2018卷，第1100页）；清明是中国传统节日，“我们祭奠亲人”的时候，“也将自己怀念”，因为“自己”也会成为“远行人”，这是诗人生命的自觉。岳昌鸿《空荡荡的村庄》“村庄渐次地荒冷了下来/我至关重要的亲人/就在那里/荒草和墓碑/被风摇晃着 斜阳在远处/我什么都留不下/甚至是一堆白骨/也送不回故乡”（1968-2018卷，第947页）；诗人回望村庄，“村庄渐次地荒冷了下来”，一个个亲人都远去，留下“荒草和墓碑/被风摇晃着”，然而自己呢？“我什么都留不下/甚至是一堆白骨/也送不回故乡”，道出内心的悲凉。常说“落叶归根”，我们却不能，将归何处呢？道辉《一个人的田园》“你看见什么，什么都是真的/讲话的，呼喊的，踢中沉石，变作号角的//嘴内只含着号角和石块，诅咒含着颂歌/松间之绳串着弹壳刀去碰撞出永恒残缺之声/你还是随着风工作，洗着树身上的尘埃/赶着耕牛戴着云朵的冠冕奔跑在路上”（2019卷，第013页）；意象繁复，隐晦传达出孤寂、落寞和伤感，毕竟田园变成一个人的了，“嘴内只含着号角和石块，诅咒含着颂歌”，而“颂歌”是怎样的呢？“松间之绳串着弹壳刀去碰撞出”的，却是“永恒残缺之声”飘荡在广袤的空旷的原野。

       第四、城镇化进程的阵痛。中国的乡村进入了城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些乡村在消失。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乡村的消失，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必将随之而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必将随之而改变。笔者拙诗《八角村辞》：“八角村变成八角社区/八角村村委会变成八角社区居委会/八角村村民变成八角社区居民/社区的居民不完全是以前的村民/有商人、教师和公务员/他们买了这里房而成为社区的居民/但不享受村民的待遇/比如政府对村民的种种补贴/村民已失去耕种的土地/八角村已成为城市的有机体/八角社区是城镇化进程阵痛的新生儿/质朴正在悄然流失/金钱占据他们的主流意识/慢生活加快了节奏，进入快车道”（1968-2018卷，第188页）。拙诗记录了这种变迁和阵痛。杨立春《乡村葬礼》“土葬改火葬。乡村移风易俗正赶上新时代/田野边炸响几串鞭炮/雀鸟与田鸡不再大惊小怪/彼此习惯 不曾习惯的生活”（2019卷，第101页）；汉人习惯土葬，一下子变成火葬，诗人说“雀鸟与田鸡不再大惊小怪/彼此习惯 不曾习惯的生活”。这是大趋势，城镇化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在日益减少，土葬已不太可能了，入土为安也不太可能了，那就“彼此习惯”吧。马万俊《父亲的村庄》“父亲的村庄已经找不到/用青石砌成的小桥/那些曾经长满芦苇的草滩/早已爬满了楼房……只有那对喜鹊/不离不弃/将家一直安在高高的白杨树上/只有麦子金黄/悄悄地长过了低矮的山梁”（2019卷，第277页）；“父亲的村庄”在消失，“那些曾经长满芦苇的草滩/早已爬满了楼房”，变成了城镇。“只有那对喜鹊/不离不弃/将家一直安在高高的白杨树上”守望，而我们将守望什么呢？

三、乡村诗的展望

       写乡村诗在国外不乏名诗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是苏联俄罗斯诗人，被称为“乡村诗最后一位诗人”，代表作有《白桦》《狗之歌》等。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伟大的写乡村诗的诗人，代表作有《林间空地》《未选择的路》《雪夜林边小驻》等。谢默斯·希尼是北爱尔兰的大量写乡村诗的诗人，出版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等12部诗集，大多描摹爱尔兰的乡村生活，歌颂土地和自然，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很多外国诗人写过乡村诗，也不是笔者能力所能概括得了的。这说明在国外乡村诗也有一个传统。

      乡村诗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甚至更远，毕竟中国农耕文化占据了漫长的历史，虽然现在已进入工业文明和信息化的时代，但这个时段还很短暂，不过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我们很多人还是从农耕文化走出来的，两腿上的泥巴还没完全干，或者说，身上的泥土气息还滞留在我们的心灵，不时让我们去回味。而农耕文化并没有完全从我们的大地消失，还有许多人依靠土地活着，繁衍生息。我们并没有割去乡村这个尾巴，它是我们身体看不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谁也无法割舍，也不是想割舍就能割舍得掉的，是历史使然，也是现实使然。

       我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许多人，在清明节、中元节或过春节，都要回到乡村去扫墓祭祖，清明节还要挂青，给世人昭示子孙后代的繁衍与昌盛，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根。有的人不能回去，在城边野地用石灰撒一个白圈，向着家乡的方向，放上供品：刀头、馒头和一杯浓浓的白酒，然后把点燃的一炷香和一对蜡插进泥土，一边烧纸钱，一边默默地望空遥祝，希望祖先们能来领取子孙的供品和保佑子孙的平安，最后离开时不忘把杯中酒泼上还在燃烧的纸钱。酒助火焰，火势熊熊，空气中就弥漫着浓郁的酒香，或许祖先正醉醺醺地又往其它地方忙于领取子孙们的祭品去了。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时，内心不免会百感交集。其实，那只不过是我们的精神还乡，是一次次精神还乡的回眸，是城里人对乡村的一种缅怀。

       我们乡村人还在努力向城里人看齐，希望做一回城里人。我们必须注意到另外一种奇妙的现象，就是城里人住到乡下去，主要是一些退休人。乡村里空气好，物价不贵，吃的食物相对环保绿色。而想做一回城里人，主要是一些农民，手头相对宽裕，在城里买房，一种是给儿女，一种是给自己，忙闲时可以当当城里人，圆一圆老辈人做城里人的梦。但也必须注意的是，自从“三农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的农民不再是文盲，不再是老一辈依赖土地的人，而是有文化的一代新农民，受城市文化的洗礼，还有大学毕业生去当驻村干部，必将给农村带来新的变化，尤其国家的城镇化建设，必将在中国大地出现新农村。新农村是值得期待的。

       诗人们不必老是怀旧，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去迎接时代的巨变，写出新时代的乡村诗。

                                                                                                                     2020年11月22-26日初稿，30日定稿于柏杨沟

                                                                                   （入编《中国乡村诗选编1917/2020卷》，张联主编，2021年6月，中国艺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