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逃离老张的魔掌一年后，就得知他死于车祸。

       老张是我原学校的副校长。我与老张还有一段很不平凡的交往呢。

       我在城里学校住了五年的贫民窟，而且只有吝啬的两间。

       贫民窟就是学校残留的东一块西一块的平房。而我住的平房，是一溜低矮的瓦房，地势低下，拥挤在城市化进程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之间，狭窄，昏暗，潮湿。大白天进屋必须拉亮电灯，否则，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仿佛游走在某个矿井的巷道里。最倒霉的要数下雨天，“床头屋漏无干处”，盆盆罐罐都派上用场。床上，地下，摆得到处都是。最惨的是夜晚，根本不能睡，颇有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尴尬。尤其暴雨天，全校泛滥的雨水争先恐后地涌向门前的排水沟，排泄不及，翻涌入室。不一会儿，鞋、盆、纸盒等物品便漂浮起来，像一叶叶荡漾的扁舟。我找到校长，校长说学校困难，多克服，叫我自己去买瓦翻修。可我是个白无一用的教书先生，一不知何处买瓦，二不知怎样翻修。除了忍受，我只有顿足喊天的份。

       这还不算，而我的住处又临近伙食团，鼠多为患。老鼠公然与人并行，坐看电视，偷粮食咬家具是家常便饭。虽然我也投过所谓一吃就死的鼠药，但对聪明的老鼠不起任何作用，反而增强免疫力。老鼠便变本加厉地猖獗，肆无忌惮地报复。一天中午，我们正吃午饭。老鼠在纸糊的烂顶篷上发情地疯跑，不小心掉下一只，刚好落在餐桌的汤盆里，仿佛跳水运动员溅起漂亮的水花，溅到我们的脸上衣服上。那只老鼠在我们一片惊叫声中，居然从容地翻身而逃，背走我们对它的愤恨与无奈。未吃完的一桌饭菜只好报废，我们食欲全无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这两间瓦房让我在城市的漂泊中有了立锥之地，而且，比临街的楼房清静了许多，虽然来拜访的朋友和家长无不咋舌，但我还能泰然处之，心安理得。

       知足常乐嘛！

       学校在临街的黄金地段将旧平房拆了，筑起一幢住宿楼，是经济实用房。但我不敢奢望就此可以住进新楼而扬眉吐气，因这要论资排辈和讲经济实力的，二者缺一不可，就是连那些有资格而囊中羞涩的老教师也只能望楼兴叹。能住进的，是学校大大小小的领导和部分有经济实力的教师。当然，我只有住别人退出的旧楼房了。

       旧楼房分临街的和校内的两种，但都不卖，还必须交一定数量的住房保证金；若卖，我住两室一厅还花不了二万七，最多一万五。学校承诺，如果我们买商品房，学校则如数退还，只不过用利息充当房租而已。

      临街的旧楼房是通阳台，户型不好，每间都比较小。白天车流不断，晚上喧闹不止。OK厅，嚎得声嘶力竭，过把歌星瘾；酒馆里，喝酒划拳，宣泄哥们义气；好不容易进入睡眠，你突然又被大街的砍杀吵醒，接着是警车长鸣。一夜的睡眠几乎泡汤了。第二天拂晓，你总是被呼啸而过的滚滚车轮从本不很深的梦里碾醒，将一个个美梦或噩梦碾得遍体鳞伤支离破碎，难以收具完整的尸梦。你还得睡眼惺忪地起床，给孩子煮早饭，然后，带着睡眠不足的浮肿的红眼和连连不断的哈欠去上班。当然，这不是耸人听闻，或者，别有用心。住，绝对还是可以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临街的老住户呢？只不过新住户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用个一年半载的修炼去适应不期而至的喧嚣与折磨，然后，修炼得像老住户一样对外界可以冲耳不闻麻木不仁，大智若愚，超凡入圣。

       校内的旧楼房则无此缺点，但空出的楼房多为领导所退，却存在乱如麻的微妙的人际关系需要处理。弄不好就要得罪领导，得罪领导就意味着有小鞋穿，工作不顺心，评职晋级无望，甚至丢饭碗。当然，不是所有领导都是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的人物。

       但住这旧楼房一样也要论资排辈，我刚好有幸排在选校内的旧楼房之列。然而，这正是我最糟心的事，仿佛吃饭不小心吞进一只苍蝇，恶心，欲吐不能。

       校内留下一套四楼两室一厅无人选，而那些人宁肯选顶楼，尽管不论楼层，都要交一样的保证金，因为屋主是老张——学校的张副校长，都认为此人不好打交道，惹不起躲得起，惟恐避之不及。

       朋友们劝我识时务，选套临街转角的最好的算了，免得自找不快，因临街转角的可以自己封闭阳台增加使用面积。我考虑再三，与其长期忍受那临街喧嚣的折磨，还不如忍一时之麻烦而永远有个好居所，况且我喜静，选房又不是选人。老张这人，我毕竟以前还与他在山区的高完中学校共过事。我想，他该不会太难为我吧，他也知道我是个穷光蛋。

       于是，我侥幸选了他那套。

       老张最初在一所单设初中当校长，因经济问题和与下属不能共处而调入我工作的山区高完中学校当副校长。他的家属在农村种几亩包产田。

       一次，校长出差开会了，把学校公章交他管。恰好有个熟人为了孩子当兵缺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便托我找他帮忙盖个章，证明此人是我校高中毕业生就行了。他爽快答应。晚上，别人请他进酒楼吃了饭。可是，饭后他就是迟迟不办，故意拖延至深夜。我最后才明白还未“意思意思”。熟人钱不够还在我那里借了两百凑足五百元贿赂他，才盖到章。五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当时每月才挣人民币八十元呢！

       事后，听人说，此人指甲太深了。

       更有人说，此人贪得无厌，别人挑担大粪过，他也要沾一指头。

       后来，一个同事与我在镇上小酒馆喝酒聊到他，骂他色鬼，变态狂。说某夜，老张在他处耍，深夜不走，强行留宿。哪知他在酣梦中，被老张干出难以启齿的事。他抿口酒忿忿地说：“我一直窝在心里，从不敢爆发，从不敢向人说。今天，跟你说了，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说：“放心，我不外扬的。”他猛吸口烟，经过腹腔净化后吐出烟雾来，然后颇兴奋地说：“他活该，断子绝孙！”我很诧异，说：“他不是有一个儿子吗？”他说：“那不是他的，是引别人的。我要报复，非干了他女儿不可。”老张女儿在本校读高中，成绩挺差的。当然，我那同事并未真干了他女儿，隐忍了，只是从此疏远了老张。

       再后来，校长调走了，他与另一副校长竞争校长职位失败，却调进县城这所中学当副校长。他当了副校长，弄了一批山区高完中学校教师进城，当然也要考，只是相对容易些。正值高考逐年扩招，高中扩班，高中教师犹显紧俏。他趁机为自己笼络一批亲信，使其财源滚滚来。我们进城的教师，承蒙他的福荫与栽培自然要感激他的。正如一位伟人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正如俗语所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光脑壳打洋尘——莫望。但都不是干指拇沾盐巴，都进了贡，五百、一千、两千、五千不等。现在，进城行情已涨到一万了。

       当然，逢年过节和他的生日，我们这群孝子贤孙都要去感恩戴德，孝敬他一百、两百。都知道他在学校决不轻易为谁说话帮忙的，大家即使有怨言，也都藏在心里，谁也抹不开情面去捅破这层纸。想来的和已来的，逢年过节和他的生日，雷打不动，照去，礼照送，年年如此，我们都维持着这和平与友好。

       而关系的紧张始于此次选房，更确切点说，始于我。

       一天晚上，我到临街的新楼房一单元四楼二号，第一次与老张商议旧楼房事宜。

       他的新居非常宽敞，四室两厅，装修一新，豪华气派。我们坐在客厅里，灯光开得黯淡朦胧，一边看电视，一边谈话。电视的声音恰到好处，适宜交谈。

       而他退出的那套两室一厅，只是客厅和厨房贴了很小的那种地板砖，两个卧室只用红油漆漆过，漆是公家的；主卧室的窗挨着邻居的阳台便安装了几根大拇指粗的钢筋，钢筋也是公家的。（当然，这都是知情的后勤老师讲出来的。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他说主要防邻居的儿子，怕兔子吃窝边草，邻居的儿子在“操社会”——偷鸡摸狗。就这些，按所谓当时价，他竟然给我折算了二千八百元。

       我听后，无不瞠目结舌。他太深得李教主《厚黑学》的精髓。他四年前从我处借了此书，至今未还。于是，我终于忍不住了。

       “老张，张副校长，此价我无法接受。第一，地板砖很差，已经花了；而今新的，建材市场才投八毛一张；地板砖铺得很差劲，踩上空声响。第二，别人全铺了地板砖，前后阳台装了铝合金门窗，还安了防盗门，装修仅两年，要价也不过两千，给价一千八。第三，领导退房不止你一家，别人全装了地板砖的，要价才三百。”

       “那是别人的事，我管不了。反正我要那个价。”

       我气愤至极，只差点说把你的全拆走，我并不稀罕你那些破玩意儿。

       当然，第一轮谈判不欢而散。

       这之中，他的生日我自然也不去了。

       学校决定要拆除我住的贫民窟，暑假改建成小卖部，承包出去增加学校收入。

       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尽快搬出，但不管老张无理的要求。我说，要拆，没关系，我支持学校工作；晚上办公室无人住，我就义务为学校守办公室得了。校长无奈，悻悻而去。

       我与老张相持一月有余，而其它新住旧楼房的老师均已谈妥开始装修了。全校教师的目光便集中到我和他身上。他万没料到我会如此冥顽不化，不识抬举，而且竟然敢不给他面子，弄得他下不了台。其实，我是给了他机会的。我曾主动找人从中斡旋，并且作了让步，千元内包括千元我都能接受，这点亏我吃得起。但他的答复是一分不少。他以为这竹杠敲定了。

        我只得破釜沉舟，干脆不谈此事了，大不了继续住破瓦房。

        我想，世上没有强买强卖的理。

        终于，在一个周三上午，我上了一二节课后，老张打电话到教研组，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带上一千元去了。

我坐到他的办公桌的对面，明显感到他不大自然，脸阴沉沉的。很尴尬地沉默了片刻。还是我沉不住气，先说话了。

       “张校长，你找我来，我来了。但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跟你是最后一谈，不管成不成功。大不了我不搬，反正都熬过了五年，再住十年八年又何妨？”

       “别冲动嘛。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要评职，——要晋级。”

       说到评职晋级，我早就窝了一肚子火。高考第一的成绩摆在那里，年年述职，年年无望。而年限刚够成绩平平的某老师，因是某领导的舅子，就直接评了，平时还横行霸道，人见人恨。最后的答复是说我人际关系不好，未通过。什么是人际关系不好？——只不过我不喜欢与那些评委们搅在一起吃吃喝喝，随时在麻将桌上给他们输点暗地里给他们送点而已，自然就不投你的票。而他老张，是一条喂不饱的狗。当然，我并不清高，我也是个凡夫俗子平庸之辈，工作成绩也希望得到肯定和承认，该评的职称迟迟不评也要烦恼和痛苦。于是，我回击道：

       “评职晋级？哼！我早看透了，那是驴子眼前晃动的胡萝卜。我围不了你们那些评委，送不起那些礼！评上了又怎样？一年也不过多个两三百元而已。你知道，我喜欢打麻将，少输一回，就回来了！一年少送几次莫名其妙的礼，也回来了！想开些，少生一两回病，那我简直就有赚了！更何况评不评并不能说明我的水平？我看有的所谓高级特级，教书平庸得一塌糊涂，连我的尾指拇都赶不上，还一天得意昏了，他那高级特级怎么评上的谁不知道？论文没有强行叫别人署上他的名字，算什么玩意儿！”

       老张被我噎得半天回不过神来，脸红，脖子粗。他没想到我如此义无返顾地豁出去，而且无所顾忌。老祖宗有言在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怕再次搁浅，面子将彻底无法挽回，忙强作笑脸。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看给个零头就行了，——也就是八百，怎么样？”

       “不是一分不少吗？”

       “那是我没考虑成熟嘛，没考虑成熟嘛。”

       “哦！——原来如此！”我当即在一千元里抽出两张百元钞票，然后拍在他的办公桌上，“请清点好啊！”

       “没问题，没问题。”

       我转身丢下我的轻蔑，高傲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不知道这位老张会怎样剜眼剜眼地恨我了。

       一月后，我也搬进了旧楼房的所谓新居，花了四五千元给阳台安装铝合金门窗墙壁重新粉刷卧室重新贴了地板砖，但心里早已没有乔迁的喜悦了，那份喜悦早就被老张破坏无余了。

       学校的气氛对我一点都不利，老张开始行使他的职权了，给我穿小鞋，处处找我的不是，有时防不胜防。我知道，该来的迟早会来；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我必须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局面，那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外面的天空或许还要广阔得多。

       俗话说：“人挪一步活，树挪一步死。”

       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地回去参加了老张的追悼会和葬礼。

       据说，他在一天晚上喝了酒亢奋地打的到某旅游区的森林宾馆去，当然不是开什么会。他心急火燎，不断催促司机。哪知司机也是刚喝了酒，正想兜风。结果车翻悬崖下，司机重伤，而他脖子折断，当场死亡。

       我背井离乡，但我还是说不上什么高兴，也说不上什么悲哀。如此而已。

                                                                                                                                                                        2002年8月于普明村

                        （原名《选房》。以原名刊载2006年7月25日《文艺家》六七月合刊，总第三期；以现名又载2017年9月21日《独立作家》微刊）